1990年9月21日，徐向前元帅在北京安详辞世，享年89岁。他晚年的口述和回忆中，始终萦绕着一段让他深感惋惜的战事，那就是发生在1936年冬季至1937年春季的河西之役。这位曾担任红军西路军总指挥的将领，曾在与身边人交流时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设想：假如当年红军没有选择东南策应，而是坚决沿河西走廊继续向西进发，结果是否会大相径庭。据党史的相关资料显示，西路军在西渡黄河后，几乎全军覆没，牺牲和遭遇战损的总人数超过2万，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中极为痛苦的一次败绩。
历史的齿轮转回至1936年10月，甘肃会宁一带，红军第一、第二、第四方面军成功完成了历史性的大联合。这场会师不仅意义重大，更为红军的后续战略开展奠定了基础。按照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，宁夏战役的目标清晰，既要打通与国际共产主义者的西北通道，以争取苏联的物资援助，又要巩固陕甘宁根据地的后方支持。红四方面军下辖的三十军、九军、五军，还有骑兵师、妇女独立团、教导团等部队，随后西渡黄河，总兵力约达21800人。面对这一情势，蒋介石迅速调动胡宗南部队向西北推进，使得宁夏战役的计划被迫搁置。
1936年11月11日，经过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批准，渡河的部队正式被称为红军西路军，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，陈昌浩担任政治委员。此时，他们的新任务是要在河西走廊上建立根基地，争取夺取甘肃、凉州、肃州三地。然而，进入冬季的走廊气候严酷，粮食极为稀缺，士兵们出发时衣衫褴褛，弹药所剩无几，每支步枪的子弹平均数更是令人心惊。对面，马步芳、马步青兄弟所率领的马家军则兵力雄厚，骑兵灵活，熟悉地方地形，从各个角度来看，西路军都面对一场异常艰难的冲突。 RB88
从1936年11月底到1937年3月，西路军与马家军进行了超过70次的激战，区域包括景泰、古浪、武威、永昌和山丹等地。根据军事史的统计，西路军在此役中击毙和重伤敌军约2.5万人，但自身伤亡也同样惨重。最为凶险的一战，无疑是1937年1月的高台之战。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领导约3000人的部队坚守高台，面对数倍于己的马家军，浴血奋战了九昼夜。弹药耗尽后，士兵们不得不以大刀、梭镖、木棒甚至砖块与敌人展开肉搏，战斗的惨烈程度让人心痛不已。1937年1月20日，高台终于沦陷，董振堂在城下决战到最后，最终壮烈牺牲，年仅42岁。
董振堂原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的指挥官，1931年因为宁都起义而投奔红军，他不仅勇敢，更具备深厚的战术素养。然而，高台一战后，红五军几乎损失殆尽，仅剩少数士兵成功突围。到了1937年3月中旬，西路军残余部队在祁连山北麓召开石窝会议，此后开始分散行动，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艰难西进，经过一番波折终于在1937年5月抵达迪化，随后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、滕代远的协助下，回归延安。经过各种损失统计，西路军21800人中，最终能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仅有约4700人，其他将士则牺牲、被俘或其他原因失去联络，这样一个沉重的数字成为徐向前晚年频频回忆的核心。
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经过解放军出版社整理的《徐向前元帅回忆录》逐渐成稿，并于2005年8月正式出版。在回忆录中，徐帅用了大量篇幅探讨西路军每一个决策的意义。在与身边工作人员的交谈中，他曾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：若是西路军在渡河后不再顾及东岸，而是果断沿走廊向西推进，一路打到新疆边境，或许局势将截然不同。根据他晚年的分析，如果在冬季抓住机动窗口迅速向西突破，而非在河西停留建立根据地，或许可以避开马家军对走廊的重重包围。 RB88
当时新疆由盛世才统治，与苏联关系密切，红军的主力若成功抵达迪化，盛世才未必敢贸然出击，甚至1943年发生的毛泽民等人在新疆遇害的悲剧或许也能够避免。正因如此，徐帅才留下那句后来被众多党史研究者引用的名言：“若一直对西打，历史或许可以扭转。”不过，历史并不能仅靠假设构建，战场的情势瞬息万变，任何流传下来的教训都不能脱离1936年冬季的具体背景。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坦言，前线所执行的战略都是中央和军委决定的结果，责任并非能够归结为任何一方，真正的教训在于何以实现战略构想与战场现实之间的协调。
这一沉重的思考，直到他在1990年辞世前也未曾放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人民始终铭刻这段血泪历程。1957年，甘肃高台县为红军西路军牺牲将士建立了纪念碑；2011年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在原址基础上重新扩建，并对外开放，随后被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。在青海循化的赞卜乎上村，曾有400多名被俘的西路军将士被关押，他们在此开荒、修渠、助农。1987年，地方政府正式将该村更名为红光村，以此纪念。预计在2024年前后，甘肃和青海两省围绕西路军西征相关历史，陆续推出新的展览、口述史项目及学术研讨。2万多名将士用生命换来的经验，不仅铸就了祁连山下的一座座纪念碑，更是中国革命战略史上一份沉甸甸的教材。
